清朝皇帝康熙为何八次拒绝群臣给他上尊号

康熙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对清朝中央政权阳奉阴违,形同割据。康熙十二年(1673),康熙下定决心撤藩,吴三桂及耿精忠、尚可喜子尚之信起兵与清对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三藩之乱”。三藩兵力一度占领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湖南等省及江西、浙江、湖北、陕西、甘肃一部,对清政权的统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经过整整八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取得了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两年以后,一直占据奉明朝为正朔的郑克塽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归降清朝,实现了的统一。这两件事无疑意义重大,正是以此为标志,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著名的“康乾盛世”。所以在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群臣们提出要给康熙帝上尊号,应该说也是适逢其会。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有些人重复着何嘉佑提出的理由,强调“三藩之乱”的平定是皇上一人之功。康熙帝明确否定了这种说法,说:“所奏称天下荡平,皆朕一人功德所致”,“这所奏无益”。他多次同大臣们回顾了平三藩的决策情形,表示这一场斗争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如“事有错误,朕亦自任,断不归咎于人”。

现在取得了胜利,乃是“荷上天眷佑,祖宗福庇”,将士用力,“疲于征调”;百姓困苦,“敝于转运”,连官员也裁减俸禄,以供军需。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若遂侈然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赉(lài,赏赐),实可耻也”。

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奏请时,康熙帝斩钉截铁地说:“朕意已定,决不允受。如受之,则前言为虚矣。”“其上朕尊号之事,断不可行,此乃朕实意,非粉饰之词也。自今以往,大小臣工各宜洗心涤虑,砥节励行,休养苍黎,培复元气。尔等可向九卿各官悉谕朕意,不必再行陈请。”

一些评论者往往把康熙皇帝拒受尊号的行为,归之于他的谦逊。例如《康熙政要》的执笔者在谈及此事时就说:“群臣请上尊号,至于再四,而谦让弥坚,至德益广。”《康熙政要》也把这些事迹纳入《论谦让》这一卷的内容之中。这当然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个人的品德修养,似乎还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其实,我们如果认真读一读详细记录皇帝言行的《康熙起居注》这部书,可以发现,康熙帝对于大臣们一些“颂圣”的话,有时明明是言过其实,也常常会欣然接受。

如果把问题提高了来看,可不可以说,正是这种胸怀和风格,使他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康乾盛世”开拓者的角色。如果他一味追求虚名,受到损害的将恰恰是他的实绩,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许会打一个很大的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