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运国我们来谈谈宋真宗和他的时代

电视剧《宋词》在争议中落下帷幕。 该剧播出时,每集都有“本剧根据史料和传说改编”的副标题,类似于免责声明:符合历史的,来源于史料;符合历史的,来源于史料;符合历史的,来源于史料。 与历史不符的,来源于史料; 历史事实将责任归咎于传说。 剧中,宋太宗召赵德昭回京,参加父亲宋太祖的十年大典。 赵德昭因项王赵元堪请他喝酒,在项王宫中投毒。 秦王赵廷美密谋在宫宴上刺杀弟弟宋太宗。 历史上,宋太祖卒于976年,十年祭应在永熙三年(986年)。 德昭早在979年就去世了,而廷美则在984年被太宗贬死。剧中的叙述不仅与史实不符,而且还将廷美从受害者变成了叛逆者,太大了,让人失去兴趣。在看剧的过程中。

《大宋宫词》主体部分以宋真宗时代为背景。 在北宋政治史上,真宗及太祖、太宗三个朝代一般被归为早期,但其历史面貌却给人留下了几分不尴尬的印象,很多方面都值得重新评价。

**保存之主

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任皇帝。 997年3月继位,1022年2月去世。太祖以“陈桥兵变”从前朝夺取政权,太宗继位留下了无法洗刷的“烛影斧声”。 相比之下,真宗是北宋第一位正常登基的君主。 真宗王朝可分为早期和晚期。 前十年是从他即位到景德四年(1007年); 后十五年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至其逝世为止。

早期,真宗面临着前朝留下的诸多负面遗产:太宗在继承皇位过程中加剧的皇室信任危机; 新中国成立以来川蜀地区存在的深刻社会矛盾; 永熙北伐惨败造成的贫弱困境和边境安全危机。 即位一个月后,宋真宗为被贬死的赵廷美平反,恢复了他的爵位和原位秦王。 同时追授太祖之子、已故兄弟赵德昭、赵德芳为太傅、太保。 真宗是第三顺位继承人。 太宗晚年,二弟赵元熙去世。 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大哥赵元佐眼睁睁地看着叔叔廷美被贬死。 救不了叔叔廷美后,他发了疯,放火烧了他。 他被废为平民。 真宗也恢复了国王的称号。 他被允许康复并且不上法庭。 他对所有在世的兄弟一一任命国王和官员,以兄弟情谊和尊重的态度加强王室的凝聚力。

在遥远的川蜀西南地区,从唐末到宋初积累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太宗晚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 尽管起义被镇压,但潜在的问题仍然存在。 公元一千年元旦,益州(四川成都)驻军聚集起义,推举王俊为首领,建立政权。 这是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后果。 朝廷出兵平定局势,又派蜀国名臣张永(太宗末年入蜀,将大批李顺的追随者转化为好人)前去。宽严相济,恢复民生,整顿吏治,结束了宋初川蜀叛乱的局面。

另外,整个真宗王朝鲜有大规模的民众起义,这与当时的养病休养政策密切相关。 咸平元年(998年),全国免除欠税2000万元以上。 咸平二年,允许无地客耕种国有荒地和长期无主荒地。 他们免税五年,然后每年缴纳十分之二的收成作为配额。 咸平四年,全国裁减冗官十九万五千人。 咸平五年,严禁加征各项税赋。 景德二年,颁布《耕地编纂法令》。 景德三年设立长平仓,为救荒储备粮库。 经过短短六七年的调整和恢复,北宋内部矛盾暂时缓和,社会经济大发展,国家政权逐渐稳定。 在真宗初期,他算得上是一位合格的护法神。

在对外关系方面,真宗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宋太宗很少处理与西夏的关系,袖手旁观李继迁的命运。 时值北宋皇位即将逝去,李继迁上书投降,却以退为进,要求恢复统治。 宋真宗无暇西巡,仍任命他为党项军使,让他重新控制党项家乡,但侵扰仍在继续。 直到景德元年李继迁去世,继任者李德明贯彻了父亲的遗言,暂停了反宋的叛乱,来自西方的压力才开始缓解。 只有这样,北宋才有能力应对辽国的咄咄逼人的攻势。

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宋辽力量对比彻底被打破,军事主动权拱手让给了辽朝。 真宗统治初期,辽军几乎每年都派马南下。 宋真宗调整边防政策,力求和平共处。 同时,他改进了边境将领的装备,部署了防御体系; 他招募勇猛之士,增强军事实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辽军长年南下,显然是在试探致命一击。 由此引发了景德元年的澶渊之战。 比赛的细节无需赘述,简单评论一下。 首先,从结果来看,宋朝以微弱优势获胜,但战争是基于综合实力的。 如果没有及早的经济复苏和军事措施,就谈不上险胜。 其次,宋真宗在亲自出征澶渊之前曾一度犹豫不决,朝廷对于出京避难也存在不少误解。 这是永熙战败引发的应激反应,引发了辽朝深深的恐惧。 第三,寇准等力挽狂澜,主张亲自出征,真宗终于听从。 这不仅是其险胜的原因之一,也是他执政初期的亮点。 第四,宋朝虽然略占上风,但仍求和之心,主动缴纳年钱。 这不仅是由于惧怕辽朝诅咒的影响,也与近期西夏的入侵、川蜀军民的叛乱等近期内外部不稳定有关。 第五,澶渊之盟创制年制钱币模型,成为宋朝夏金妥协的惯用手段; 但澶渊之盟却是平等联盟(《绍兴和约》不应与之混为一谈),也为南北百余次冲突奠定了基础。 2017年的和平格局无疑值得肯定。

真宗初期,吕端、张齐贤、李航、吕蒙正、向敏中、毕士安、寇准、王旦等先后被任命为宰相。 李航任职时间最长,也是最值得信赖的。 他告诫真宗“勿用新人办喜事,中外一切利害皆报”。 真宗采纳了他的治国之道,所以前期并没有出现什么麻烦。 王夫之称赞李亨是“以道侍君”的臣子典范,并评价他与真宗皇帝的合作,值得“一人之知,四海之宝”(《宋》)论真宗”)。

宋朝皇朝_宋朝皇帝列表及简介_宋朝皇帝/

德兴岩是宋真宗封祖的摩崖,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残字,额上有完整的印章“泰山谢天述功德”。两位圣人。” 资料照片

**封禅闹剧

澶渊之盟前一年,宋真宗询问国家的钱粮储备情况。 三部使陈数迟迟不报,答复长官询问说:“春秋时天子富有,太守府库满了,可能会奢侈。所以,我敢不准进入。” 当时李亨在位,真宗表示认可。 次年,李航去世。 澶渊之盟成立,宋朝与辽夏关系逐渐正常。 看到内忧外患终于解决了,经济发展也有了动力,真宗的心情越来越好,宰相寇准也沾沾自喜。 王钦若趁机诽谤皇帝和宰相,诽谤他“城下会盟,春秋之耻”。 寇准立即辞去宰相职务,王旦接替,王钦若重新掌权。

王钦若的怂恿,严重损害了宋真宗的尊严。 于是,天书祭祀乘势而上,贯穿了整个真宗后期: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降下天书,建玉清昭应宫。四月定都,五月祭泰山; 第二年,全国各地又修建了千余座天清宫。 第四年,分殷祭祀后土。 第五年,拜虚构之子赵玄朗为圣祖。 七年,亳州祭祀老子。 过去,在讨论这个神道教派时,过于强调神教的自尊。 这里我们将重新判断其背后的动机。

首先,宣告其继承的合法性。 即位之初,真宗虽然试图通过平反、谥号的方式消除太宗和自己对皇位继承的负面影响,但内心的纠结依然挥之不去。 第一天书具体记载:“赵受任,盛于宋,赐于衡,居其器,守正气”。 此举是为了表明他继任时的“正直”。

其次,宣告了宋朝在东亚文明圈的地位。 《宋史·真宗纪》推论,真宗君臣在得知契丹“一岁祭天不知多少年”的旧俗后,才打祭天牌。 足以打消他觊觎的野心了。” 当然,宋朝希望通过祭禅、祭天的方式在文化正统方面超越契丹,但宣示的对象并不局限于辽朝,还包括西夏在内的周边地区。 据《宋史·真宗纪》载,大中祥符年间,赣州回鹘、三佛齐、大食、朱禅等先后进贡贺礼,正是对这一请求的预期报酬。

第三,提升君主制地位。 在真宗早期政治中,包括澶渊之盟,吕端、李航、寇准等名臣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真宗却以“无大臣制”罢免了寇准。 真宗开创天书礼制,频繁举行大型祭祀活动。 由于决策者和主礼人都是君主,隆重的仪式依靠繁文缛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仪式感。

四是用来凝聚人心。 回顾历代五次封禅,都处于天下一统的所谓盛世。 虽然并没有高估其能力,但供奉相府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推动一个堪比前代的太平盛世的到来。 据哲宗早期《清香杂记》记载,分封东方、祭祀西方时,“中外臣民同欲共谋”。 这段回忆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了人们向往盛世太平的普遍心态。 正如刘子建在研究宋代封禅时所指出的:“这种信仰和仪式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些迷信,但在当时确实有它的作用,它可以激励人们,维系人们的情操。” (《两宋史研究汇编·导论》)。

真宗后期的这场闹剧,有着令人震惊的后果和教训。 经济上,消耗人力、金钱,耗尽国力。 天书大典启动当年,三部门报告“筹划有余”,但仅仅三年后,又报告“资金未提供”。 晚年“所藏牲畜几近耗尽”。 财政困难导致物价上涨。 天熙年间(1017-1021年)“粮帛的价值比相府原来的价值增加了​​数倍”。 政治上,朝局逆转,政事尚未修复。 由于神道教义的建立来自于真宗的主张,所以后来的宰相无一不是阿谀奉承皇帝的旨意,失去了早期贤良宰相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作风。 就连宰相王丹也沉默不语,唯命是从,寇蓁蓁直到晚年才再次出任宰相。 而王钦若、丁伟,作为这场闹剧的实施者和组织者,与陈彭年、刘成桂、林特并称为“五鬼”。 正如叶世豪感叹:真宗后期,“纪纲的失败,与粗人的耳朵一样糟糕,与人才一样糟糕”(《水心送别集·纪纲二》) 。 咸平初年,真宗严禁世人祭祀吉祥。 他在大中的时候,一反常态地热衷于吉兆。 晚年沉迷道教,陷入疯狂。 他自然不思国事“修根本”,也没什么用意。 社会习俗是神鬼在上捉弄,愚人在上下愚弄自己。 从真宗到王钦若、丁谓,他们自己编导自己的作品; 各地上呈吉祥天书的官员、长老,也纷纷跟来。 正如《宋史》所说,“一国君臣,病如痴”,“故有邪灵妖怪”(李贽语)。

**宋真宗时代整体崛起

真宗王朝后期的政局与前期的反差实在令人意想不到。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概括宋真宗时代呢?

王朝周期规律是研究中国帝制时代兴衰的铁定规律。 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自己的新时期、崛起期、盛世期、衰落期和衰落期。 据此,宋真宗时代仍处于北宋的崛起时期。

社会经济方面,尽管后期受到的打击比前期更大,但惠农政策仍然出台。 例如,大中祥符六年,免除国家农具税; 天熙二年,引进推广高产占城稻。 在以农立国的传统时代,户籍数量和耕地数量是衡量社会经济的重要指标。 如果以太祖晚年的数据作为100%的指标,全国户数在太宗晚年增加到134%,在真宗晚年激增到281%; 全国耕地数量仅在太宗晚年增加到105%,到真宗晚年又增加到178%。 这两组数据充分证明了宋真宗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

许多学术界将香同坊制的建立视为唐宋时期城市管理体制变革的完成。 虽然这种转变是渐进的,但《宋徽要集》首次系统记载是在真宗天熙五年。 开封府新旧十室的坊数、户数、官数,表明真宗时期室制度已初具规模。 香房制度取代了房市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工商业贸易的繁荣。 商业税可以用来检验这种繁荣。 如果以太宗后期的数据为100%的话,真宗初期的景德忠仅增长到112%,但到了真宗后期的天熙后期却飙升至301%。 这组数据也间接说明了太宗、真宗两朝香坊制度的进展。

在政治制度方面,太祖、太宗两代虽然有不少创造,但很多制度直到真宗王朝才得以完善。 也就是说,对于具有制衡中央权力重要作用的台湾谏制而言,前两代很少受到重视; 直至天熙元年,真宗下旨:从此,谏官、御史各设六人,月俸增加,不兼任其他职务。 每月必须报告一名委员,如有紧急事项,授权其及时前来。 天锡诏书是宋代太教制度正式建立的标志。 真宗朝科举制度更加严格:景德四年实行试卷盲名制; 大中祥符八年,实行抄试卷法。 这些制度严格而公平,北宋的招收进士的标准进入了最好的时期。

作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命题,宗族法在宋仁宗初年才被正式提出,但到了真宗时期,“其实质精神已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发展起来”。那时”(邓小南,《祖法》,282页)。 真宗初年,大臣们盛赞“三圣”,并将真宗与太祖、太宗相提并论。 真宗仍有自知之明,深感祖先的功绩无人能及,于是就有了“保存祖先之基”、“保存祖先典故”的提法,植入了“法”的早期胚胎。祖先的”。

士大夫政治可以说是宋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 这与宋代隋唐以来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密切相关。 继太宗扩大进士数量后,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录取进士、各科、特进士2100余人,景德二年(1005年)录取3000余人,成为宋代学者最多的两个榜单。 。 宋初的进士一旦上了金榜,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场。 他们在真宗朝就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说,就参与政务的督抚群体而言,无论是早期以吕端、李航、寇准、王旦为代表的正面人物,还是以王钦若为代表的负面人物而后期的丁谓,都是出身于科举士大夫。 到了真宗时期,新型士大夫政治才慢慢敞开大门。 真宗早期谦虚谨慎,遵循李亨等名臣的治国政策,所以政务比较明确。 晚年,真宗顽固,连王旦、寇准也不能独立服从。 但宋人认为,太祖太宗时期“治制近似于严”; 真宗、仁宗、英宗三朝,“治制近似于宽”(《大事讲义:论制治》)。 士大夫政治处于孕育过程中,最终在仁宗中期达到了以范仲淹为代表的鼎盛时期。

由于宋真宗时代正处于王朝的崛起时期,尽管后期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但尚未进入衰败或衰落的时期。 随着真宗驾崩,事态发生变化,继任统治者以仁政治国,逐渐进入盛世时期。

**如何评价刘皇后

宋真宗与刘娥的皇后关系确实是宋朝宫廷史上情节最丰富的,也为后人留下了虚构的空间。 自从景德四年郭皇后去世后,真宗就致力于提高刘娥的声誉。 然而,她却因为出身卑微而屡遭抵制。 直到大中祥符五年,她才被册封为皇后。 这个过程不仅印证了士大夫政治的顽强存在,也说明了真宗对刘娥感情的坚持。 当时刘夫人已经45岁左右了,但她依然能够赢得真宗的欢心。 或许更重要的是,她才华横溢、聪明才智。 从大中祥符九年开始,真宗“身体自然不好”,刘皇后最不早于这一年开始干预外交; 天熙四年,真宗一度“不彷徨”,朝政从此以刘氏为标志。 干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刘氏利用太后的权力处​​理军国大事。 遵照王曾等人的建议,将《天书》与先帝合葬于永定陵,结束了真宗迟来的叛逆政策。

北宋有四位太后,是幕后听政的。 真宗刘皇后和英宗高皇后对朝政的影响不容小觑。 高太后在位九年,主持元佑变法。 她不但没有消除新旧两派之间的隔阂,反而让他们变得不相容。 于是,哲宗亲政掌管“绍圣绍肃”,全面清算。 北宋政治进入腐朽时期。 相比之下,刘氏执政十余年,不仅化解了真宗后期的政治危机,而且使士大夫政治历经波折重回正轨; 随着皇权的顺利交接,终于迎来了后人铭记的宋仁宗时代。在从宋真宗时代到宋仁宗时代的过渡过程中,说皇后刘保国。